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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計生干部的12年“失獨”調查

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  2017/4/26 15:42: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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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他們承受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,這種痛苦與我的工作有關。”

  失去獨生子女是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,他們很難跟其他老人交流,更受不了別人的子女隔三差五來看望自己的父母。

  
  

  
  

  4月12日,韓生學在北京參加了一個“失獨者”的聚會。他注視著那些父母,想努力記住他們蒼老的臉。
  

  但他發現,“他們似乎都長得一樣,同樣的表情、同樣的眼神,甚至連說話都是同樣的腔調”。
  

  


  “失獨者”正在聚會

  

  在過去的12年間,韓生學走訪了100多個“失獨者”,他一直嘗試勾勒出這些“失獨者”的完整肖像。直到4月15日,他的26萬字報告文學,“全景式反映‘失獨’問題”的《中國失獨家庭調查》由群眾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  

  和作品一起進入公眾視野的,還有他的身份:湖南省懷化市計生委副調研員,一名稱職的副處級干部——在25年的計生工作中,他打贏過幾十場“計生攻堅戰役”,數次獲得“先進工作者”稱號,書柜里的榮譽證書足足有半米高。
  

  也正因為這處境微妙的身份,有人贊揚他是“積極的反思者”,也有人公開嗆他是“體制內的叛變者”。而對他來說,計生干部的身份是責任,也是負擔,創作這部作品只是“在目睹眾多慘劇后,不得不做的事”。
  

  “對整個世界而言,你只是一粒塵埃,而對我而言,你卻是整個世界。”
  

  和往常一樣,在北京簽售會后的那天晚上,韓生學又點開了手機里的“失獨”群。
  

  看著群里那些名叫“唯一”“摯愛”“寶貝”“心碎”“堅持”的父母相互慰藉,他試圖插上一句安慰的話,但他的手指懸在離屏幕只有幾厘米的位置,卻“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”。
  

  這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低頭盯著手機,穿著一件黑色翻領夾克,膚色暗沉,眼寬鼻闊,看起來和普通的基層干部沒什么兩樣。
  

  “和他們接觸時要少提問多傾聽。”在連續12年的走訪中,這是韓生學領悟到的第一條法則。
  

  即使走出了創傷初期避世、厭世的陰霾,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會觸碰“失獨者”還未愈合的傷口,給他們帶來“陣痛”。
  

  韓生學正在做的,就是記錄他們。
  

  “走在大街上,覺得每個年輕人都像自己的孩子,街坊鄰居在談論孩子,電視上也都是關于孩子的連續劇,就連廣告都是與孩子相關的。”一個“失獨”母親曾如此向韓生學講述自己的無奈。
  

  幾乎所有的“失獨者”都經歷過一段“與世隔絕”的生活。網絡一度成為他們寄托感情的出口。在網上,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,也沒有人過問他們的過往,一些“同命人”還可以聚集在一起,互相取暖
  

  


  韓生學正在采訪

  

  韓生學接觸過的“失獨者”中,不論是身體還算健朗的中年人,還是手指顫抖的老人,幾乎都學會了打字、上網。
  

  一位失去獨子的母親,在得到兒子的QQ號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。這位從來沒有碰過電腦的老人自己摸索著學會了上網,每天天還沒亮,她就爬起來打開電腦,輸入密碼,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兒子的QQ頭像亮起——這幾乎成了她每天進入另一個世界前的固定儀式。
  

  “兒子,媽來了。”母親說。
  

  “媽媽,我想死你了!”她用兒子的QQ回話。
  

  每天,這位母親至少要花20個小時跟“兒子”聊天,只有“兒子”和“母親”的QQ頭像依靠在一起時,她才會覺得母子倆重新“團圓”。
  

  “哥們兒,我快結婚了,可惜你不能到現場隨份子,你多不夠意思。”一個朋友在兒子的空間留言說。
  

  看到這句話,這位母親不知道第幾次失聲痛哭。她用兒子的口氣回復朋友:“放心,祝福準到。”
  

  婚禮那天,她在門口把禮金塞到兒子朋友的手里,哭著轉身離開。
  

  除了用QQ和“兒子”溝通外,在韓生學采訪過的“失獨”家庭中,超過九成的父母都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“留住”他們的孩子。
  

  武漢的一位“失獨”父親是一名政府官員,白天他總是穿著整潔的西服,打著一絲不茍的領帶,拼命地工作。晚上回到家,脫去那身西服,他會整夜地坐在地板上,抱著兒子的骨灰盒,嘴里不住地重復:“孩子,讓爸爸抱抱你。”就這樣,他已經在地板上躺過了8個酷暑和寒冬。
  

  “孩子突然走了,在他們眼里,與孩子有關聯的一切東西,都是鮮活的生命,能呼吸,會說話。”韓生學感嘆。
  

  同樣在武漢,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女兒后,除了偶爾出門采購一些生活必需品外,一天24小時都把自己鎖在女兒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。她保留了女兒房間里的一切布置,甚至珍藏著女兒的頭發和乳牙。每天她都要撫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,女兒用過的桌椅、毛毯、衣服、書筆和玩具……
  

  韓生學接觸過的很多“失獨”父母,用給孩子寫信的方式寄托無處安放的傷痛。一位母親在給死去兒子的信中寫道:我心愛的兒子,對整個世界而言,你只是一粒塵埃,而對于我而言,你卻是我的整個世界。
  

  為了完成這份報告,他去過10多個省市,采訪了100多位父母
  

  為了這部調查報告,韓生學去過10多個省市,采訪了100多位“失獨”父母,直到“完全融入了他們的圈子”。可放在25年前,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以這種方式跟獨生子女家庭聯系在一起。
  

  1992年,韓生學正式成為懷化市溆浦縣計生委的一名科員。那時“縣里幾乎只有經濟建設和計劃生育兩項工作”,調到這個舉足輕重的部門,他頗感自豪。
  

  初到計生委的韓生學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勁兒,每周有一半時間待在鄉下宣傳指導工作,“有種改造國家,造福社會的使命感”。
  

  想起自己因為兄弟多而輟學,又目睹身邊的親戚朋友因為子女多,貧窮得吃不上飯,最終被困在大山,韓生學堅信“傳統的生育觀念害人不淺,必須糾正”。
  

  上世紀90年代初,縣計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“計劃生育突擊行動”。每到這個時候,縣里就會成立“總指揮部”,縣委書記親任政委,縣長任總指揮,實行全軍事化管理。
  

  韓生學負責到各個鄉鎮檢查“流產指標”和“結扎指標”的執行情況,碰到工作做得差的鄉鎮,這個會寫詩的“文學青年”也會忍不住指著鎮計生專干的鼻子破口大罵。
  

  后來,韓生學發現基層干部的抱怨越來越多,“村婦聯主任的莊稼剛種下,一夜之間被人砍光,雞鴨也被人全部偷走”。
  

  最嚴重的一次,一個村干部的獨生子被人報復殺害,而兇手的妻子曾經被這名村干部拉去強制引產
  

  


  韓生學正在采訪

  

  韓生學雖然對基層計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滿,他仍把眾多屢見不鮮的干群沖突歸咎為老百姓的愚昧。他始終想不明白,“這么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,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?”
  

  這個疑問,直到韓生學遇到老許的那雙眼睛后,才慢慢解開。
  

  上世紀90年代末,每年4次的“計生突擊檢查”已經變成了每年兩次,狂風暴雨般的計生工作也逐漸平靜下來。也正是這個時期,韓生學的辦公室里開始陸續出現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。
  

  老許也是他們中的一員,這個男人失去獨生女兒不久,還要面對精神失常的妻子。
  

  女兒離去后,因為擔心刺激到妻子,老許不敢在她面前流淚,晚上為了強忍淚水,他甚至把嘴唇咬破。可即便如此,妻子的精神還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,無故命令老許下跪,讓他一邊抽自己耳光,一邊罵自己。有幾次老許實在忍不住哭出了聲,妻子拿起鐵盆就往他頭上猛敲,直到鐵盆變形。
  

  辦公室里,這些遭遇幾乎是一字字地從老許嘴里蹦出來,沒有半點悲傷。他不自覺地把頭耷拉向一邊,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,眼淚掛在沒有表情的臉上。老許空洞的眼睛時不時地掃向韓生學,他清晰地記得,“那是雙麻木的、死人一樣的眼睛。”
  

  回到家,老許那雙眼睛不斷閃現在韓生學面前,逼迫他開始重新思考:“如果他當初生了兩個孩子,或許就不會變成這副模樣?”為了找到答案,韓生學終于走出家門,去探視“失獨”家庭的真實境況。
  

  “他們承受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,這種痛苦與我的工作有關。”韓生學說。
  

  一位帶著孫子參加“失獨者”郊游活動的老人,被告知“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”;大部分“失獨”聊天群,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“失獨”老人加入
  

  在后來的走訪中,幾乎每到一家,韓生學都會被這些“失獨者”的生活環境觸動:胡亂散落在房間里的雜物、擺滿書桌的藥瓶。他發現,“比起心靈傷痛,現實的生活難題更容易將他們打敗”。
  

  暮年喪子的父母因為極度抑郁,更容易被病魔擊倒。據調查,我國90%以上的“失獨”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。他們中有超過一半人承擔著高血壓、心臟病、腦梗等高危慢性病隨時發作的風險,還有15%的人不得不面對癌癥、癱瘓等嚴重疾病的折磨。
  

  湖南的“失獨”母親張麗,在“失獨”聊天群消失了兩天。網友趕到她家時,發現她側身倒在門口的過道里,“手臂直伸,距離門鎖只有一只手的距離”。被網友送到醫院后,醫生發現她的闌尾已經化膿,腹腔積滿體液,“再遲一些,就會有生命危險”。
  

 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,給孩子看病時欠下了大量的債務,但子女死了,債務卻不會“死”,還債的壓力甚至會伴隨他們的整個余生。
  

  一位“失獨者”在詩歌里接連問了許多個“怎么辦”:
  

  明天我老了,走不動了/我該怎么辦/不能去買菜了,取不了工資了/不會自己做飯了,自己洗不了衣服了/我該怎么辦/生病了,看不清藥品說明書了/自己去不了醫院了,住院需要陪伴了,我該怎么辦/年齡大了,記憶力差了/錢財不能自理了,做飯忘記關火了,忘記關水了,我該怎么辦/我害怕明天,因為我越來越老了/餓了沒人端飯碗,病了沒人遞杯水/陪伴的是孤獨,等待的是絕望/明天我該怎么辦?
  

  然而很多“失獨者”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視。幾個“失獨者”在除夕夜來到一家餐館吃年夜飯,卻因為“太晦氣”被老板趕走
  

  


  

  

  即使在“失獨者”內部,一些特殊的群體也會受到排斥。一位帶著孫子參加“失獨者”郊游活動的老人,被告知“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”;而在虛擬空間,大部分“失獨”聊天群,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“失獨”老人加入。
  

  “看到他們祖孫倆在一旁嘰嘰喳喳,我們受不了。”一位老人向韓生學抱怨,這些有孫子孫女的“失獨者”已經是幸運者了——因為“好歹有個后代”。
  

  韓生學卻不這么認為。在他眼中,帶著孫輩的“失獨”老人,不僅面臨同樣的養老困境,還要承擔隔代撫養的壓力。他們中有人已經年入花甲,但不得不再次充當起父母的角色。
  

  “開家長會時,這些頭發花白的爺爺奶奶還要充當父母的角色。”韓生學說,這樣的“失獨者”面臨更多的無奈和尷尬,“對老人、對孩子都是種傷害。”
  

  另一個被忽視的群體是“失獨爸爸”。
  

  他們承擔著同樣的感情傷害,但面對崩潰的妻子,他們要成為精神支柱,也要支撐殘缺的家庭繼續運行。在韓生學接觸過的“失獨爸爸”中,“隱忍”“沉默”幾乎可以概括他們的所有特點。
  

  保定的王云龍就是一個這樣的爸爸。女兒出事后的那段日子,在料理完工作、妻子睡著后的夜半時分,他常常獨自跑到大街上,“淋著冬天的冷雨,去尋找還沒離開的女兒”。
  

  事實上,“失獨爸爸”承受著更多的社會壓力。“有些同事會關心我的狀態,我只能回答‘好點’了。可自己把孩子養沒了,我怎么在別人面前抬起頭。”他對韓生學說。
  

  像這樣的痛苦,是當年憤懣于“子女多只會造成貧窮”的韓生學無法想象的。
  

  1980年,“獨生子女”政策開始的那一年,作為村里僅有的幾個高中肄業生,韓生學被選為村初中的民辦教師,擺脫了農民的命運。那時候,他還不知道“計劃生育”要怎么計劃,更沒聽說過“獨生子女”這個新詞。但開學沒多久,村里就有人把一張毛筆寫的大標語貼在了他的辦公室門口,上面寫著:“人口非控制不行!”
  

  幾乎在同一時間,遠在河北保定,王云龍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讓她感到“一頭霧水”的家信。郵件里,尚在部隊的王云龍充滿熱情地寫道:“菊芳,現在國家開始推行一胎政策了,我是軍人,要帶頭表率,不能給國家添麻煩。”
  

  事實上,“失獨”的悲劇時刻都可能降臨到每一個獨生子女家庭頭上,而在獨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,中國3口之家的數量已經超過1億個
  

  采訪“失獨”家庭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,對一個計生干部來說更是如此。
  

  韓生學經常遭到“失獨者”的拒絕,甚至咒罵。有一次,一位“失獨者”在聽說他“計生干部”的身份后,控制不住情緒:“你們豬狗不如,早晚會遭到報應!”
  

  然而,盡管韓生學在10年間一直加快采訪的腳步,但依舊追不上“失獨”家庭增長的速度。根據原衛生部《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(2013)》統計,我國每年都有7.6萬個父母失去自己的獨生子女,成為“失獨”家庭。
  

  女兒出生后,韓生學更能理解這些家庭。“我很怕失去她,只想讓她陪我到老。”在接觸越來越多的“失獨者”后,韓生學不再苛求女兒的成績,以往用2塊錢打發女兒早飯的他,也開始每天親自下廚準備早餐。
  

  在計生委工作的韓生學熟知很多數據,他在書中寫道:“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一般長達幾十年甚至一百年,而中國只用了十八年,成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。”
  

  2015年10月,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宣布,“二孩”政策將全面放開。看到這條消息,韓生學“高興地跳了起來”。
  

  2016年1月1日,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》開始實施,明確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,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,35年的“獨生子女政策”即將成為歷史。
  

  可韓生學的“失獨”故事還要繼續記錄。
  

  對于自己記錄的“失獨”故事,他從來都不會講給女兒聽,“太慘了,容易給小孩造成陰影。”
  

  寫作“失獨”故事的時候,韓生學習慣把自己關在書房里,拉上窗簾,“去用心感受他們的痛苦。”
  

  韓生學經常因此失眠,這時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來沖淡壓抑的情感。
  

  “在創作過程中,我自己也在解脫。”雖然自己沒有做過最基層的計生工作,但他23年來編寫下發的各種“指標”“文件”確是整個基層工作的巨大推力。
  

  韓生學開始寫作“失獨”群體不久,碰到有人在公共場所問他的職業時,他會回答“政府人員”,而不是“搞計劃生育的”。
  

  現在,遇到結婚不久的親戚朋友,韓生學會一本正經地鼓勵他們“生兩個”。
  

  他想做的,不僅僅是“幫失獨者說話”,而是“寫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,包括這個政策背后,這一代貢獻者和犧牲者的故事”。
  

  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前不久剛剛把齊頸短發燙出優雅的波浪,衣服打理得一塵不染。“我不怕活著,但是我害怕死得不體面。”
  

  寫作后期,韓生學開始在政府機關內部呼吁關注“失獨”家庭。去外地開會時、去黨校講課時他會留出時間專門講“失獨”。有人感動,“局長都聽哭過”;也有人挖苦,告訴他“以后你分管這個工作好了”。
  

  前年夏天,在韓生學和他單位相關領導的推動下,懷化市把“失獨”家庭扶助標準提高到了每月800元。可他清楚,自己接觸過的“失獨”家庭遍布全國,“在缺少頂層設計的情況下,單憑個人,某個地方的力量,能改變的太少”。
  

  “其實國家各部委針對‘失獨’家庭出臺了不少政策,但有的很難在地方落地。”在研究眾多政策后,韓生學有些無奈。
  

  而各地對于“失獨”家庭的扶助標準,大多都遵循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中“獲得《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》的夫妻,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、死亡的,按照規定獲得扶助”這一條款。
  

  每個地方對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,不少地區至今仍執行國家最低標準,每月340元。除此之外,“失獨”家庭更需要的養老、醫療和心理慰藉等,似乎也在執行“最低標準”。
  

 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,解救那些“沒后的同命人”,可每一次“我們其實都一樣”式的勸說,卻對他們自身都是一次傷害。
  

  


  韓生學在參加人口研討會

  

  除了缺少專業社工介入,很多自救組織都面臨沒有場地、沒有資金,隨時都可能停擺的尷尬境地。“因為沒有長效機制,對他們的支撐大多是說來就來,說走就走。”韓生學說。
  

  自救組織的老人們不會知道,他們每周一次集體織毛衣、練書法的活動一直處在“說沒就沒”的風險中。他們積極奔走的更多“政策扶持”還在路上,不過歲月不再等待他們了,他們有人頭發白了,快要走不動了,感嘆著“就這樣走完一輩子”。
  

  即便這樣,他們已經算是幸運的。“這樣的自救組織還是太少,有些人要坐幾個小時的汽車趕到另外一個城市去參加活動。”韓生學感嘆,尤其在小城市和農村,那些沉默的“失獨”父母只能獨自忍受傷痛。
  

  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,是他們失去行動能力,連互助組織都去不了后的生活。
  

  “郎姐”就是他們中的一個,這個拄著拐杖的老人在內蒙古插隊時凍壞了雙腿,如今幾乎失去了行動能力。她走路時幾乎抬不起腳,在地上小步挪動,發出“呲呲”的聲響。
  

  “我們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經病,活著,就要活得光鮮。”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前不久剛剛把齊頸短發燙出優雅的波浪,衣服打理得一塵不染。“我不怕活著,但我害怕死得不體面。”
  

  和“郎姐”一樣,最早一代“失獨”老人中,已經有人邁過70歲的高齡,而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養老問題還未真正擺上臺面。
  

  在韓生學接觸過的“失獨者”中,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進普通的養老院。“失去獨生子女是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,他們很難跟其他老人交流,更受不了別人的子女隔三差五來看望自己的父母。”
  

  現在國內有兩家專業的“失獨”養老機構:廣州一家養老院已經設立“失獨養老專區”,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為“失獨養老院”。而面對成千上萬個正在老去的“失獨者”,這兩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張左右。
  

  還是有好消息的。韓生學把《新聞聯播》上的一則新聞轉發到了“失獨”聊天群,立刻引起了沸騰。在當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,“解決好計劃生育特殊家庭保障”的條目赫然在列。
  

  相比之前對“失獨”家庭“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”的定義,這次沒有了“困難”二字。
  

  “這意味著國家對‘失獨’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義救助對待,他們應該是‘貢獻者’。”韓生學激動地比劃著說,“或許,‘失獨’群體的扶助體系會跟著發生變化。”
  

  變化確實正在發生,2016年的3月,“加強對失獨家庭的關愛和幫助”被寫進了我國的“十三五”規劃。
  

  相比大政策,“郎姐”的心愿小得多,她希望不用走很遠的路去參加互助組織的活動。如今,她只能用那雙抬不起的腳回到只有她一個人的家,脫下她光鮮的外套,日復一日地擦著兒子的照片。

  
  

  (轉自:冰點周刊 記者:楊海)
  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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